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梁溪闲话

唯精唯一 永执厥中

 
 
 

日志

 
 

梁漱溟的启示[转]  

2009-08-26 09:43:04|  分类: 史海拾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能时常使人念及的人,往往都有其独到之处。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位很独特的人物。这位与毛泽东同庚的跨世纪的文化名人,一生梗介如石,命途多舛;其人其事,不无启迪。

                    自求自学 
        梁出身于世代诗礼仕宦人家,祖上三代都是进士。与同时代的文人学者相比,他未上过大学,也没留过洋,只有中学学历,大部分学问都是靠自学得来的。这种自学并不是为了谋衣食求温饱,而是建立在一种自求的基础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自得”。求什么?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他始终心系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对人生问题的探求,使他潜心佛典,深研人生要义。于一九一六年年仅二十三岁时,写出《究元决疑论》,引起很大反响。蔡元培先生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推荐他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对社会问题,梁漱溟在中学时代就很热心。倾向于维新变法,还参加了同盟会,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始终是他人生中两个交汇的圆圈,从来没有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自求,是源于主动自觉,而非强迫或者环境的驱使。这就使他能够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去做,而且一生都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实在是一种很幸运又不可多得的人生境遇。自学,是说学问由自己钻研得来,方能切实受用。世上所有的学问如果不和自身打成一片,到头来只能是水中月,镜里花,派不上真用场。师承是宝贵的,却也有限;自学是无底的,所以无限。师承的,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学问技能,而应该是理念和方法。自学的,应当是不同的学派思想,纳江河,汇百川,自成一统。

         五四运动时期,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胡适,陈独秀等人主张抛弃论。顽固守旧的辜鸿铭则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对任何改革,持沿袭论。还有些人以梁启超为首的,则主张调和论,认为中西文化应该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梁漱溟通过研究,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论,也就是在旧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并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释东方文化,还大胆提出,“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引发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方向,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第一人。

         梁漱溟的自求自学的风范,比起那些“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文人学者,实在是高明了许多,更不要说当下那些轻佻的无行文人了。好用心思,喜欢问题,这是梁漱溟治学之路的两大特点,也是他每每敢于坚持己见的根本原因。读书的多少与学问的高低,并不一定是正比例的关系。能看出问题,真诚求解,形成主见,说自己的话,此乃真学问。梁对自己有一个甚为有趣的定义,既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

                    做边缘人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做官,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做官的人不少,想做官的人更多。梁漱溟是一位颇有资格和条件做官,却选择了终身不做官的人。其风骨由此可见。他选择的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所做出的抉择一一做边缘人。这是一件被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去身体力行的事情。一生关注社会问题,涉足政治,入朝为官,应是情理中的事。念及此,梁公的无官瘾,弃爵位,就显得更为可贵了。

          梁漱溟与毛泽东不仅同庚,而且同过事。不同的是,一个是在北大哲学系当教授,另一个是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执教北大的岁月里,梁时常造访杨怀中(毛泽东的岳父)教授府上。为客人开门者,常常是一位个子很高操外地口音的青年。多年以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梁二人探研抗日大计,两次彻夜长谈。毛曾对梁说,我们十几年前就认识了。梁一时不解,直到毛提起杨家开门之事,梁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就是当年那个操湖南口音的青年毛泽东。有此历史渊源,加之同盟会元老,中国文化名人,毛在建国后曾三次力邀梁入幕府,均遭婉拒。相比之下,那些急切切地要当新权贵的文人学者们,热辣辣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亮出了“我们永远跟着您”的横幅标语。孰高孰低,孰贵孰贱,世人自有公论,历史当有记载。

        梁为什么不做官,坚持做边缘人?这恐怕不是骨气或秉性所能解释得了的。骨气秉性的后面是理念,是操守。孔夫子曾说:“三年学,不至于(gu3),不易得也。”意思是说,学了三年,还没有做官的打算,这很难得。梁漱溟读了一辈子的书,活了九十五岁,始终没有做官,这就更难得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新中国成立,梁都有机会出来做官,很多人也希望他出来做官,包括高层头面人物,但是他就是不做。知识分子的一个底线就是要讲真话,道实情,前提是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入朝为官,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营营苟苟,讲不讲真话,恐怕就由不得他了。那些当了院长将军,住进了王府侯门的人,到头来都是搞不了什么学问了,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制造自己和他人的悲剧。想想不亦悲乎?

                    独对天下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梁漱溟常常喜欢唱独角戏,而且是唱了一辈子。一个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理念,是需要勇气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人云亦云,不同流合污,更是可贵。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敢于犯上直谏,独对天下,更是需要令人钦佩的真知灼见,道德操守。早在延安时代,梁漱溟就曾与毛泽东激烈争执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个要革命,另一个要改良;一个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圭臬,另一个要以伦理代政治搞“乡村建设”。共产党执掌政权后,还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攸关性命的严峻考验。梁不仅说真话,而且不是背后说,是把真话说到了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革命成功后,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故有“九天九地”之说。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引起了一片声讨。毛泽东斥之为孔孟之徒施仁政,以笔杀人。换了别人,只恐怕早已跪地求饶了。梁不仅不求饶,而且还当着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面,问毛泽东有没有雅量,让他把话说完。这岂止是直谏,简直是廷争了。

         经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已是司空见惯。梁漱溟固然沉默了许多,但没有失语。在一九七零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就明确提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不应该把任何人凌驾于宪法之上,更不能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宪法。这本来是民主国家中的常识,却在当时引来了大会小会的批判。当时有没有人持和梁相同的观点?肯定会有。有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没有!这就是梁公的独对天下,这就是梁公的铮铮铁骨。所以他敢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公是对的,真理是在他这个敢于独对天下的少数人的手里。

          千人诺诺,一人谔谔,这是梁公一生中常有的情境。不顾个人荣辱得失,为百姓计,为天下计,敢于犯颜直谏乃至廷争,至大至刚,光明坦荡。如今,时代已步入纷繁,圣贤英雄的岁月,早已逝去,梁公漱溟亦是不世出了。好在梁公的书还在,他的思想,理念,操守当可昭示后人,薪尽火传。虽不是人人心向往之,却也足以使世人瞻之在前。这也许就是梁公于今,于我们的启示罢。

                                                              丕 敏

  评论这张
 
阅读(313)|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