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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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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下)[转]  

2009-08-09 13:52:46|  分类: 史海拾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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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共产国际派遣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等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公开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担任翻译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魏金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多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信息又格外关注。他们在北大图书馆会谈时,便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倾心交谈,坦诚相待。魏金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句话与“南陈北李”一个多月前所商的“计划”不谋而合,李大钊当然认同和向往。然而,他历来是个认真、稳重的人,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闻名国内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所以,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4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妻子高君曼突然前来通报: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从北京特地前来拜访。来人正是俄共(布)远东局驻海参威处派来的代表魏金斯基和夫人,还有翻译杨明斋。

    3人带来了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魏金斯基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讨论建党的时候,提到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但印刷费遇到了困难。魏金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印刷。

    陈独秀同魏金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李大钊)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10余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1920年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却门窗紧闭,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北大学生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让他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此时,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叫“社会党”。9月1日出版发行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成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陈独秀曾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谈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张申府的信大约是11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当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伊始,陈独秀便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发起组内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不久,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旧中国,处于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陈独秀曾安排这些青年在上海发起组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是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

    正当他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时,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司令陈炯明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一向赶时髦追时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自然对陈独秀格外青睐,早想请陈独秀来广东。11月1日,他郑重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陈独秀对广东素有好感,认为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很想去广东任职。于是,陈独秀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前往广州。

      次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同李达和上海发起组商量,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各地的代表,讨论、决定党的建设和任务。李达便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开会的通知。陈独秀接到李达、李汉俊的通知信后,立即在谭植棠家召开会议,他说广州的一些事比较忙,自己又身兼大学预科校长职,目前正在争取一笔款子,用以修建校舍,如果此时离开,那么这笔款子就会成为泡影,所以不能去上海参加会议,只有让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去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病逝后,他的墓冢已开辟为“独秀园”,墓碑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7个大字。这里长眠的是一位不寻常的“先生”,是一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正义和光明而叱咤风云的“先生”。陈独秀的一生,颂扬声与叹息声始终相伴。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评价。陈独秀的人生曲线,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迷茫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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