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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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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重读《李鸿章传》(下) 【转】  

2010-10-19 16:55:14|  分类: 史海拾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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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立凡

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说到权力结构,又不得不详析清朝开国以来的满汉之别。梁启超说: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对于满汉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内外有别。清廷擢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梁氏指出:“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据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五、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他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循环,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2008年11月18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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