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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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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共的干部--周德高回忆录(18)[转]  

2011-07-13 09:03:56|  分类: 史海拾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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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共的最高层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其基层的“翁卡”干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们趁革命的到来,也沉渣泛起了。柬共的中级干部,大都初出茅庐。湄公河以西的磅占、磅通、桔井三省连地属于“北部大区”,柬共在那里设立一个“三○四分区”,当答、波礼初也在它的辖境中。该区的书记叫“蜜洪”,是个嘴上没毛的小知识分子,但目中无人。他听到我是华侨干部,马上讥笑说:“革命干部只能从实践中提拔上来的,你们是装在箱子里运进来的。”可想这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们批售的套话,柬共的党风就是出言不逊。

一九七二年,获知美国和西贡政权军队要进攻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部队,而我们所在的桔井省属川龙县的甜马区,有越军重兵驻扎,很可能是攻击的目标。那里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柬共东部大区(亦称二○三分区)管辖。我们“华运”组织和《前锋报》落户在川龙县的一批干部,就从东岸转移到西岸的一个万喜村住下来。几户华侨看到我们如见亲人,村干部对我们也还不错;越南方面也在那里设有交通联络站,越共中央联络部曾指示下属,一旦中国干部有什么需要,要尽力给予协助。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越南交联站的保卫队不是战斗单位,武器弹药都很有限,而我带队的这二十多人中,还有华运的总负责人,越南同志很难照顾我们大家。那位站长略想一下,就马上交给我两支AK47冲锋枪和一支美制卡宾枪。他说,“我最多只能这样做了,你不要小看这些武器,有时也是很管用的”。这事虽小,但凝结着生死与共的感情。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柬共森波县县委书记“密箭”率领了荷枪实弹的队伍,将我们住的屋子团团包围。箭书记上得楼来,面露不善地对我说:“把你的证件给我看。”我的证件是苏品发的,他看完证件之后,杀气减了几分。坐下又问:“你们有武器吗?”我指了指那三支枪。箭就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枪就是政权的含义吗?”还说:“柬埔寨只有一个政权,那就是‘翁卡’,不能再有第二个‘翁卡’,因此我要缴你们的枪。”

当时,我非常气愤这无耻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歪理,我严正地回答他说,我知道只有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但我不同意三支枪就是一个政权,我们是真心实意来参加“翁卡”领导下的革命的。他说,你们参加革命可以,但枪他必须带走。

我拒绝他的要求,坚持要留下这些武器自卫,并希望与柬共的地方领导见面,申诉我们的理由。但箭执意要我们先缴枪,然后才带我去见他的上级。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先缴枪,才能见他的上级;但这三支枪可以等敌情缓解后送给他们。有了这个台阶,箭书记才收兵。东岸形势平静一点后,我向越方交联站站长作了解释,然后就把三支枪交给了箭。我们和《前锋报》人员赶快离开了这个无事生非的地方,我则回到东岸的川龙县新社村去了。经过这件事情,我对柬共和越共的基层干部也有了切实的比较。 

没多久,我们所在的新社乡政权召开地方华侨会议,也通知我和一批同志去参加。新任的乡书记“密伦”主持会议,他也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他先说了一盘“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宣布不欢迎我们“华运”人员,要我们搬离新社。

我当即起立发言:“我们是中国驻柬大使馆通知到解放区来参加革命的,柬埔寨革命组织也天天呼吁朗诺集团统治下的人民,应该与朗诺集团划清界线,到解放区来;但是你们却要将我们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这时负责公安的“密顺”才改了口,说乡政权觉得你们和本地华侨不一样,很难领导。我说我们是作出种种牺牲,才来到“解放区”的,农谢、苏品都知道我们这批人,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受地方组织的领导,也很欢迎乡政权能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密顺”说,既然你不接受乡政权的这个决定,那我们再向上级请示。我知道县委书记“密春”也住在这个村子,他们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没几天,密顺又来到我住的茅屋,嘻皮笑脸地说,“林同志(我化名林木),你有一部收录两用的收音机,‘翁卡’想要‘沙呢’(柬共根据地习惯语,是向你讨东西的客气话),开会时可以把群众发言录下来。”他这样向我开口,还说是为公事,我明知这是勒索,也只能割爱了。几天后,密伦又来我家,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林同志,我知道你是很有办法,乡里民兵的衣服很破烂,你能不能找到一些黑布,给他们添一些衣服?”我知道这又是勒索,于是一脸苦笑请他自己设法。 

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柬埔寨农村流氓,当地有一个绰号叫“抓蛇王”的农民,伦把抓蛇王的女儿搞得怀了孕,怕事情败露,便命令几个民兵,将抓蛇王父女骗上一条小船,说要送姑娘到对岸去打胎,船划到湄公河中,民兵就用木棍将他们父女打死,两尸三命丢进湄公河去了。从金边被驱逐到农村来的许多“新人民”中,不下三十余名姑娘、少妇、寡妇被他奸污,后来,他被人用锄头敲破了脑袋。

西南事件和张东海的恶劣行径

一九七一年,柬共根据地还在草创时期,反越斗争就已经开始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南区(含唝吥、茶胶、戈公、实居、磅清扬五省)的同志也出事了。柬共西南区负责领导华侨事务的张东海,授意柬共地方政权派武装人员,包围了西南区华运组织驻地,以“亲越派”的罪名扣押了几位领导人和机关人员,还把他们捆绑起来,其中有林三和陈声同志。林三是张东海抗法时期的战友;陈声是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政变前是在金边与农谢联系的中共代表。

张东海是一个土生华人,个子高瘦,过去是马德望地方的中共侨党领导人,我曾经是他的部下,组织分家后,他参加柬方工作,他给我的感觉是生活作风非常节俭。所有被扣留的人都与张东海认识,他操办的这件事,令我们大家莫名其妙,觉得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张东海不过是执行指令,向我们这些中国干部发出“不欢迎”的信号。至于,柬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以陈声与农谢的相知,柬共根本不应该将这些同志视为“亲越派”。

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大多目光短浅,心地狭窄,对干部人事,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了就杀。张东海转入柬共以后,也不惜以打击华侨干部,来抬高自己,柬共占领金边以后,他就出任“民柬”政府的财政贸易部副部长。但波尔布特清洗苏品后,他的上司温威受株连,他也一起被杀。他在坏的制度下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结果也被他人不择手段地谋杀了。

在西南区有一个叫吴植俊的华侨青年,他的柬文和中文都很好,一九七二年“华运”结束工作,他去参加了柬方的工作,不但表现非常积极,而且与我们的界限划得很清,因此张东海将他推荐给波尔布特当贴身翻译,一九七九年柬共撤出金边时,波尔布特把全部通晓机密的翻译杀死灭口,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〇年十月我和林青、红卫等十二个同志,奉命从西南区转移到东部大区,途经柬共西南区委员会所在的巫赖山基地时,张东海从山上下来看我们,他要我留下来,在他的身边工作,我告诉他组织给我的任务不是武装斗争,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知道张东海非常器重我和吴植俊,要是那次我踏进了柬共的队伍,很可能就会成了波尔布特身边的人,也就没有今天这条命了。

西南事件后不久,东部大区哥士玛县政权,把华运干部黄林明同志抓起来。黄林明对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柬华群众的爱戴。但是他的威望太高,引起柬共土干的妒忌,柬共加给他的罪名是“刘少奇派”;林彪事件发生后,黄林明又有了“林彪派”的新帽子。每换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柬共都要对他施加毒刑,甚至用铁钳拔掉他的指甲,我们要求柬共中央干预,但柬共中央以相信地方组织为借口,置之不理。最后他被发送到重疟疾区,死在那里。

关于西南区事件和黄林明事件,我都曾经向农谢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还是华运组织的负责人老伍出面,和柬共西南区党委交涉,碍于与中共的关系,柬共同意西南区的侨干撤到东北来。在撤往东北区的路上,一位同志触雷牺牲。陈声同志来到桔井后,与我同在一个小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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